编辑同志：
贵报11月11日第5版魏军先生的《茅盾为〈啄木鸟〉和〈文学报〉题名》文中，涉及《文学报》部分，与事实颇有出入，兹略加说明如下：
1980年12月，老作家杜宣、峻青、哈华等同志，在时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姜彬同志家聚会，讨论创办《文学报》的事。当场商定：《文学报》为周刊，对开四版。在座的六位发起人均为编委，实行集体领导，并轮流坐班（三个月一期），名为“坐班”编委，主持社务及编辑工作。聚会后向宣传部领导作了汇报，得到兼部长的市委领导陈沂和副部长江岚的同意和支持。随后，筹备工作积极进行。峻青同志到了北京，召开了作家座谈会（座谈会报道发在四月二日出版的创刊号上），并请病中的茅公写了报告及题辞《欢迎〈文学报〉的创刊》（刊于创刊号报眼地位）。
原定编委轮流坐班主持工作。后因编委中除杜宣、峻青外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无法到报社坐班。后来杜宣又出访日本等国。所以较长时间都由峻青同志主持工作。一直到次年五月，因某种原因，市委领导同志批示：“编委理事。”才由杜宣同志和另一位编委接替峻青同志，主持《文学报》的工作。
以上情况说明：魏军先生所说，《文学报》原定“在上海和北京各设一个编辑部。上海他（峻青）负责，北京我（魏军）负责”，压根儿没有这回事。峻青同志从未向其他五位发起人和编委说起过有此打算。因此，魏军先生所说，“峻青同志回到上海不久，据说也因种种原因《文学报》上海编辑部，也从峻青手中易人了，就这样，北京编辑部没有来得及成立就夭折了。”这纯属无稽之谈。如前所述，《文学报》从1981年4月2日创刊至1983年5月所谓“易手”时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峻青同志在主持工作。何曾有过“峻青同志回到上海不久……就易人了”之事？
世事沧桑，人事代谢，这些事情，随魏军先生怎么说，本无足轻重。问题在于魏先生由此得出的怪诞结论：“本应成为全国性、唯一一家……的《文学报》，至此只能作为上海的地方性报纸而存在了。”这是完全不合事实的。事实上，《文学报·发刊词》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“《文学报》的大门，向五湖四海敞开……她敦请文学界的朋友们，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青，艺无分流派，都来共同耕耘这个小小的园地。”理所当然，这是一张全国性报纸的定位。它的发行量，在魏军先生的所谓“易人”之后，曾达到21万份，除西藏部分地区外，全国每个县都有《文学报》的长期订户。国际书店经手的海外订户有160多份。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：《文学报》根本不需要仰仗一个子虚乌有的所谓“北京编辑部”，才能成为全国性报纸的。事实俱在，无可辩驳。
过来人 谨启 1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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